刘先收到胡腾的消息，也意识到事态严峻，岳麓书院的房子好建，祭酒难请。他和桓阶等人商量后，决定再向天子上书，请求委任孔融为教授，作为祭酒备选。孔融的经学水平略逊蔡邕一筹，和宋忠不相上下，文章写得极好，又有圣人后裔的身份，是成名多年的名士。若能请他出任岳麓书院祭酒，也不算太弱。

刘先等人还请旨，从政务堂、讲武堂、木学堂及本草堂聘请一些学者兼任教授，培养本地人才，提升楚州四郡的学术水平，为今后的长期发展储备力量。

不出胡腾所料，等他赶到北海时，刘熙已经被聘为稷下学院的祭酒，不能出任岳麓书院祭酒。收到消息，刘先只好放弃，准备等合适的时机再和孔融商量一下，请他出任祭酒。

孙策之前否决了郭嘉的推荐，没升孔融的官，这次没有再阻拦，同意孔融出任岳麓书院教授，并保留翰林院学士的身份。他还提了一个建议：江南四郡有浓厚的楚国遗风，还有很多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，可以设立一些专项研究，提供资金，请有兴趣的学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，出一批有份量的学术成果。

类似的研究，杨修在豫章做过，效果很不错。

刘先等人觉得有理，欣然接受，并趁热打铁，拟了一些题目，广泛征询意见。在拟定题目的时候，桓阶多了个心眼，加入一项与孙坚在长沙时的政绩有关的议题。吴太后听到消息后，派人问了情况，表达了强烈的兴趣，愿意提供全额资助。

消息一出，皇后、大长公主、长公主们都不能没有表示，纷纷解囊，长沙王孙权更是献出十年的食邑收入。就连孙策都不能例外，让少府提供了一百金。最后一汇总，不仅筹建岳麓书院的钱有了，今后几年的开支都不用愁了。

听说这个消息，荆州大族气得大骂楚州人狡猾，天生就是奸商。荆州人建襄阳书院都是自掏腰包，他们倒好，反倒赚了一笔，连皇太后的钱都敢黑。

不过这也没办法，谁让长沙运气好，是孙坚战斗过的地方呢。

岳麓书院的筹办一波三折，在翰林院学士中引起了不小的影响。他们意识到，随着天下太平的临近，学术研究将迎来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，各地学堂、书院将遍地开花，只要学术上有成就，即使不做官，一样可以过上惬意的生活，顿时热情高涨。

另一方面，岳麓书院在聘请祭酒、教授时不再局限于五经等传统经学，而是扩展到《孟子》等子学，这也让一些原本不属于主流的学问有了用武之地。

讨论很快超出了翰林院的范围，很快就有人将目光转向了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实学。襄阳杨氏建医堂，蔡氏建农事堂，得到天子的御笔题名，是朝廷将各种实学纳入学术主流的明确信号，各地大族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，纷纷特色人才，张罗学堂修建。

五经之类的学问也就罢了，与普通人关系不大，各种实学却关系到生意，关系到他们的财富增长。如今竞争激烈，没点技术优势，想赚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南阳人为什么这么牛？不就是因为南阳的木学堂、铁官以及织坊起步最早，技术最强么，不论是药材还是车船、布匹，都是响当当的高档货。就连南阳的黄牛都做成了大生意，行销天下，不少人到了南阳的第一件事就是品尝一下正宗的南阳牛肉。

事情的发展连孙策都有些始料不及，随即又欣喜不已。他费心费力的推行新政，引导各地大族积极投资实业，不断下诏，到处演讲，效果却不如这次筹建岳麓书院的事件影响大。仿佛一夜之间，这些人都开了窍似的，再也不用他刻意引导，纷纷奔着实业去了。

孙策意识到，经过十年的酝酿准备，新时代正在来临，而且脚步越来越快。

——

三月春水生。

一转眨，孙策在洞庭便住了三个多月，眼看着洞庭湖的水位渐涨，君山上的草木返绿，长江的春汛即将到来，君山变得不太适合人数众多的中军大营。

正好岳麓书院即将建成，孙策便请示了吴太后，请她们移驻岳麓山。

吴太后说，岳麓山风景虽好，却正在施工，我去会让他们不安，不如住到长沙去。长沙是孙坚战斗过去的地方，她当然曾在长沙城中住过好几年。如今孙权被封为长沙王，王宫就在长沙太守一侧，她可以住在长沙王宫里。

反正长沙王在军中，又没有王妃，王宫等于空着。

吴太后懿旨传出，孙策还没表示意见，太常魏腾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。皇太后可以住到长沙王宫，皇帝怎么能住在长沙王宫？就算皇帝要留在军中，那皇后、贵人们怎么办？别说是朝廷，就算是普通人家也没有这么做的，于礼不合。

吴太后多少有些尴尬，还有些恼怒。

皇后袁衡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：孙坚当年是长沙太守，住的当然是长沙太守府。皇太后想故地重游，住在太守府就是了。不过太守府要办公，也不适合由皇太后入驻，不如将太守府改建成别院，作为祭祀孙坚的祠堂，以示对孙坚的纪念。这样皇太后和皇帝入住就都没有礼仪上的障碍了，也不会扰民。

至于长沙太守府，别外找个地方安置就是了。

魏腾表示同意，露布上书，盛赞皇后此举稳妥周全，既不违礼仪，又尽了孝心。长沙相刘先也表示赞成，主动腾地方，并说可以将岳麓书院的工匠们先带过去，最多十天就能改建好。

吴太后也觉得这个方案不错，欣然同意。

三月末，吴太后移驻长沙，住进了新建好的孙坚祠。孙策特地腾了两天时间，还将孙权从前军招了回来，一起送吴太后去长沙，顺便祭祀孙坚。

站在孙坚的纪功碑前，孙策心中五味杂陈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。

因为孙坚有遗嘱，要以汉臣的身份入土，所以祠堂里的碑上只提孙坚身为故汉长沙太守、乌程侯以及骠骑将军的履历，只字不提他与吴国的关系。

事实上，吴国的建立看起来也与孙坚没什么关系。孙坚从来没有被封为吴侯，第一任吴侯就是孙策自己。但孙策心里清楚，如果没有孙坚十几年浴血奋战打下的基础，就算他再聪明能干，也不太可能白手起家，由一个普通百姓统一天下，想抱袁术的大腿都未必有资格。

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孙坚几乎抓住了每一个机会，才为他奠定了基础。讨许昭，征叛羌，平黄巾，少一个，他都没机会成为一方诸侯。

孙坚坚持以汉臣入土，那是他的信仰。从一个商人之子成为一方诸侯，他对大汉朝廷的感激发自肺腑。韦昭写吴史，说孙坚在洛阳得玉玺，本是想为孙吴立国寻找一些合法性，实际上却是弄巧成拙，往孙坚脸上抹了黑。以孙坚向袁术俯首，心甘情愿做马仔的自觉性，他就算捡到玉玺也不会私自保存，十有八九要交给袁术，或者直接献给朝廷。

虽说对这些不太在意，可是不能追认孙坚为帝，还是成了孙策心里最大的遗憾，尤其是看到这块纪功碑的时候。他在碑前站了很久，向站在一旁的太常魏腾请教，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是按孙坚的遗愿办，还是按照礼仪，追封孙坚为帝？

魏腾沉吟良久，一时无法作答。

随行的孔融忍不住朗声问道：“敢问陛下，君与父孰大，忠与孝孰先？”